（歷來所有諾貝爾獎的華人得獎者中，高錕跟香港的淵源最深，是以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不禁問道，香港能否再出現另一個高錕？而早在一九九一年，高錕已經為香港未來科技發展發表過一份有遠見的報告，時至今日仍然值得借鑑。此外，文中述及陳教授和高錕的交往，以及簡介高錕研究光纖的經過。—— 編者）

十月六日傍晚，我正跟科大幾百名同事聚會，手機傳來天大喜訊：光纖之父、香港之子高錕教授獲本屆諾貝爾物理學獎。我不顧聚會的程序，馬上跳上講台，向大家宣布這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一瞬間，整個會場響起了一片歡呼聲，同事們不自覺地起立鼓掌，久久不停‧‧‧

假如沒有光纖，消息不會這麼快傳播；假如沒有光纖，影像和聲音更不可能那麼清晰而迅速傳來‧‧‧高錕教授這項四十三年前的發明，不但給人類通訊帶來極大的便利，更為自己贏得科學界的最高榮譽，包括令這項喜訊瞬即傳遍千里的效果。

對我們當中跟高教授認識的人來說，這項至高無上的榮譽，授予的不但是一位出類拔萃的科學家，而且是一位謙遜和善的老師。記得他有一次接受媒體訪問時曾這樣說：「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我在做光纖實驗時，覺得是一個科學家應該做的事，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胸襟寬大的教育家
高錕教授不但是一位眼光遠大的科學家和發明者，更是一位胸襟寬大的教育家。他曾經說，科學家的責任是將經驗傳授給下一代。

我第一次有幸會晤高錕教授是一九九二年初，當時我在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高錕教授到美國招聘，禮賢下士，專程到UCLA造訪我和理學院院長鄭紹遠。記得他笑容可親，毫無架子，很熱心地向我們介紹香港的情況，講得很細緻，考慮也很周到，連我們返港的行程安排都想到了。由於很有誠意，鄭紹遠即時決定回到中大數學系當訪問教授，而我隨後也進駐中大計算機科學系為訪問教授。

在中大兩度擔任訪問教授期間，我有幸跟高錕教授接觸，他予我的印象是很平易近人。我們討論過科技如何為人類服務，也驚歎科技的突飛猛進，使今時今日一個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竟也超越了一世紀前的一國之君。

在公餘時候，我們更會在網球場上一較高下。校長寓所附有網球場，他常常邀同事去打球，球技有一定的水準。

我對很多朋友和同事說過，高錕教授在科研上的成就和對人類的貢獻，絕對值得拿諾貝爾獎。雖然有人說，這項榮譽姍姍來遲，尤其是這位科學巨人的健康狀況出現下滑——他在二零零四開始患上了老人癡呆症，如今，對自己心愛的發明品都印象模糊‧‧‧然而，榮譽終究到來了。對於一個大半生都致力於科學研究，以促進人類進步的科學家來說，那是何等榮耀和欣慰。

劃時代的論文
高錕教授於一九五七年加入英國的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六十年代初進入其子公司標準電話與電報有限公司任工程師，並在公司旗下的標準電訊研究實驗所工作；時值公眾對改善通訊設施有強烈的需求，自小就愛玩各種發明的他全情投入研發新一代的電訊設備，並將實驗成果陸續寫成論文發表，其中在一九六六年七月發表於《英國電子工程師學會學報》上的《介電波導管的光波傳送》中，高錕教授提出用石英基玻璃纖維進行長距離信息傳遞；同時指出當玻璃纖維衰減率（Attenuation）下降到每公里二十分貝時，光纖通訊即可成功。論文發表的這一天，後來被定為光纖通訊的誕生日子。

跟其他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一樣，高錕教授那突破性的科研成果給人類帶來莫大的裨益，但他比其他科學家優勝的是——他的預見性。他看到了當時人們想像不到的遠景。他那充滿想像力的頭腦不但作了如此大膽的設想，更提供了路線圖，描繪出明日世界的新貌。以那篇論文為例，他從意念、模型到材料的運用、生產的過程都有提及，十分詳盡、仔細。

於是，全球各大機構紛紛以此理論基礎進行研發，希望找到光纖通訊的奧秘。一九七零年，即高錕教授的論文發表了四年之後，美國的康寧公司（Corning）成功研製了光纖。該公司也是愛迪生一百三十年前發明電燈泡的地方，我曾經參觀過該公司博物館，這個博物館在很多年前，已表揚了「年輕科學家」高錕教授對光纖的偉大貢獻。

就像晶體管的發明拉開了電子時代的序幕、DNA（脫氧核糖核酸）的發現催生了數以億計的生物科技產業，光纖的發明及其後續發展，乃至最終給社會帶來的影響可以說是一個經典個案——一個社會對基礎科學的投資最終給社會和人類帶來巨大的回報，雖然有時回報需要一段不短的時間。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很難想像沒有光纖的日子，然而，光纖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也許遠超於高錕教授當年的想像。這是科技所帶來的希望，也是諾貝爾獎所傳遞的信息。

與香港淵源最深
值得一提的是，高錕教授不但是舉世聞名的光纖之父，也可以說是近在身邊的香港之子，因為他的高中教育是在香港完成的。他一九四九年隨家人移居香港後，入讀聖約瑟中學，中學會考的成績在全港頭十名之列；他早在一九七零年就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新成立的電子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八七年再返港出任中大校長，歷時九年，可說是歷屆九位華裔諾貝爾獲獎者中跟香港淵源最深者。所以，他的成功和成就，香港人與有榮焉，感到極大的鼓舞。他的獲獎不但是華人之光，也是香港之光。

高錕教授在其自傳《潮平岸闊——高錕自述》裏提到她女兒明淇在美國入學的情況。女兒在香港讀書時數學成績只是C，美國的學校於是把她安插入成績普通的數學班，但不久便把她連升兩級，而女兒在中學畢業前，已把學校所能提供的數學課程讀完。她的老師驚歎說：「天啊，她的成績那麼出色也只是拿C，那些拿A的不知要厲害到什麼程度了？」

我們有創新的氛圍嗎？
這次，高錕教授以發明光纖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他不但令香港人乃至中國人相信，備受尊崇的諾貝爾獎不再遙遠，科學發明就在日常生活中，只是人們需要一點想像力。高錕教授當然是一位充滿想像力的人，然而在香港，具有想像力的人又何止高錕一個？他們當中會否出現另一個高錕呢？甚至是一位更地道的港產高錕呢？這不是不可能的，但需要政府、大學、私人機構乃至中小學教育、整個社會的配合。

科學研究是需要長時間的持續努力，有時更是一位科學家畢生的追求，甚至幾代科學家的接力探索；而科學家的發明成果也需要商業機構去研製和推廣，投資是必須的，但只有投資是不足夠的，探索的精神和科研的風氣更重要。其實，早在一九九一年，高錕教授及其中大同事楊綱凱教授曾就香港未來的平衡發展寫過報告。該報告在結論中指出，在工資成本不斷上升、土地密集的大都市，香港工業的未來仰賴科技及其人才。這是高錕教授二十年前提出的遠見。

今天，信息科技已給人們帶來很多的機會，然而，科技行業需要一個專門市場去配合，但我們有這樣的市場嗎？我們有這樣的實驗環境和創新氛圍嗎？這是高錕教授獲獎所引起的回嚮，也是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