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報道香港科技大學的崛起，在亞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都可稱之為“奇跡”。

這所成立于1991年10月的大學，用了短短二十年的時間，就從偏居港島一隅的地方大學，一躍而為世界知名的國際化研究型大學。

日前，2011年度《QS亞洲大學排名》公佈。在這項由權威的英國高等教育研究機構QS（Quacquarelli Symonds）編制的國際大學排名榜上，香港科技大學位列榜首。在這份榜單中，北大、清華分列第13位和第16位。

“對於辦好一所大學而言，錢是必須的，但不是充分條件，最重要的還是大學的定位。”在談及香港科大過往的成功經驗時，陳繁昌教授這樣解讀。

作為香港科大校長，在他看來，一所新興的大學若想辦得好並能在國際高等教育領域中能爭得一席之地，必須要強調科研。而科大在建校之初便確立的科技與研究齊頭並進的發展定位，正是科大這20年來能夠取得如此驕人成績的根本所在。

陳繁昌，香港本地人，後負笈美國求學，分別就讀于美國加州理工大學、斯坦福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專業方向為計算機科學。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自然科學學院院長、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在學術領域，他是數學造影處理及計算機視像、大規模整合物理設計、運算大腦製圖方向的知名學者，其被推薦的論文超過200份，是世界上最常被引述的數學家之一。

2009年9月，陳繁昌教授接受了香港科大校董會的邀請，成為該校建校歷史上第三任校長，任期五年。在他任內，香港科大繼續于科研領域發力以確保其領先優勢，同時亦著力推進與內地間合作。

近日，在香港科技大學建校二十周年之際，本報記者專訪了陳繁昌教授，採訪涉及到現代大學定位、大學內部治理結構、學術與行政間關係等諸多話題。

在一個多小時的專訪期間，陳繁昌展示出一位學者型校長的睿智與坦率。

當被問及對於內地高校改革有何建議時，他坦承自己對內地高校“並不非常瞭解”。不過，作為一個旁觀者，他覺得內地高校現在已擁有非常多資源，下一步應將重點轉移至建立完善的大學運作系統上來。“盡管這一點要做到很難，不過可以先從幾所高校開始試點”。

同時，作為校長，他的溝通能力與幽默感亦令人印象深刻。當採訪結束時，他竟從西服口袋中掏出一部相機，笑著問記者，“是不是可以一起照張合影”。

“科大應該不是一所Multiersity”這個樣子，大多是“綜合型大學”，並不十分強調科研。可以說，是科大的出現，改變了香港高等教育的局面。

《21世紀》：去年我在採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徐冠林校長時，他非常認同科大在建校之初就關注科研的舉措，認為這是“國際型大學”必走之路。但另一方面，做科研需要龐大的資源投入，也面臨一些不可知因素，比如你所投入的某個科研領域在未來能不能取得成功？在確定科研領域時，你有沒有考慮過相應的風險？

陳繁昌：首先要強調一點，我們並不是所有的科技領域都關注。以物理為例，科大不是在物理學的每一個分支上都做，我們也就關注其中的兩三個領域。還有一些大的方向，比如說天體物理，因為在香港沒有天文望遠鏡的設備，所以我們就沒有進入。我們也沒有做高能物理，因為這個領域跟香港經濟沒有關聯。在科大工學院中，很多是與IT有關係，我們最大的兩個系是ECE（電子和計算機系）和CS（計算機系），因為在香港以及珠三角地區，相關行業發展比較多一點。

《21世紀》：過去20年間，在對於所介入科研領域的判斷上，科大難道就有沒失手的案例？

陳繁昌：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重大的判斷失誤。不過，我們有時也會根據科技發展的潮流來做一些相應的改變。科大建校之初我們開了兩個系，一個是生物系，一個是生物化學。近幾十年，生命科學領域的發展變化非常快，為了應對這樣的改變，我們最近把這兩個系合併起來。所以，改變還是必要的，不可以永遠都是建校之初的那些院系，要隨著學科發展的變化而進行相應調整。

《21世紀》：現代大學的功能越來越多， 前加州大學校長克爾（Clark Kerr）將之稱為“綜集大學”（Multiersity），更強調其多種目的的多元性社會因素，而非傳統意義上的“象牙塔”。你是如何看待今日大學在急劇變動的現代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陳繁昌：我來科大之前是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克爾曾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校長。他對現代大學理念的認知，不僅對加州大學，對整個美國高等教育而言都非常重要。他提出的Multiersity，我的理解是指現代大學所具有的多元功能，如教育、研究、服務社會等。此外，由於科大是一所科技大學，必然對企業界負有責任，要給企業僱主培訓合適的員工，這一點也非常重要。所以，現代大學好像有多重的目標。

不過，來科大之後，我有了一個新的看法：科大應該不是一所Multiersity。我們現在有一個口號，叫“同一科大”，什麼意思呢？我們給自己的定位是一所“研究型大學”，其使命就是通過推動科技進步影響經濟的發展。我們雖然設有五個學院，可是有同一個目的，就是科技。所以，科大的課程會給學生多一點機會，開設很多輔修課，讓同學既學到科技的課程，也學到商業的課程。我們認為，很多企業不僅需要科技人才，還需要瞭解商業的科技人才。這樣的理念，要求學校的規模不是太大，如果科大再開設很熱門的醫學院、法學院的話，前述目標實現起來就很困難。我們辦學校，更喜歡專注一些。

如果追溯歷史，你會發現科大建校之初，就確定了日後這條發展道路。二十年前，學校的創始者們就將這所新的學校定位於“研究型大學”，而那時香港的其他幾所大學，完全不是現在辦好一所大學，錢是必須的，但不是充分條件。

《21世紀》：有種聲音認為，今日香港幾所大學之所以能夠取得令人羨慕的成績，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辦學經費的充裕。香港科大當年的崛起，也同能夠支付得起全球最高水準的教授薪酬有著直接的關係。您如何看待這種看法？

陳繁昌：對於辦好一所大學而言，錢是必須的，但不是充分條件，最重要的還是大學的定位。科大建校之初是一所比較小的學校，創校校長和校董會注意到，當時香港的製造業很多都跑到內地去了，而香港的產業升級必須要靠科技，所以他們認為建立一所科技大學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如果一所新建的大學要想做得好，在國際上有地位，研究上一定要做得好。所以，科大在建校之初，就把自己定位於科技和研究型的大學。

定位確定之後，第二位重要的才是錢。科大是一所公立大學，我們主要的辦學資金都來自特區政府的撥款，現在每年港府要給科大16億-17億左右的辦學經費。我們還會從社會上募集一部分資金，大概3億-4億的樣子。雖然政府給了我們這筆錢，但他們不會直接插手干預學校事務，除了要求我們本科招生招收本港學生的比例之外，沒有其他的具體干預。

在大學與政府之間有一名為UGC（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大學撥款委員會”）的機構，在錢的方面，我們要對它負責。學校每隔3年向UGC遞交一份建議書，寫明未來3年學校的發展戰略，學校會做什麼、怎麼做、要花多少錢。UGC則根據這份建議書來決定科大未來每年可招多少名學生，然後建議政府按照這個學生數來給學校撥款。

《21世紀》：十六七億的政府撥款，不是一個小數字，UGC是怎樣考核學校對政府這筆撥款的使用情況的？

陳繁昌：UGC有專門的考核，一年半到兩年左右會有一次。科大還有校董會，這個機構就是監督學校，看你學校做的怎樣、這筆錢用的如何。校董會也是由香港特區政府委任的，但與UGC不同，後者關注的事情比較大而宏觀，校董會考慮的問題則更細緻些。

校董會的職責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學校策略的制定。我們現在正在制定科大新的五年計劃，類似于你們內地政府所做的“十二五”規劃。這個5年計劃就必須要向校董會做匯報，他們關注學校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比如學校怎樣推進國際化？“三改四”（注：香港高校近期推行的一項改革，由過去三年學制改為四年學制）後師資力量如何提升？科大的內地發展策略？不過我要強調一點的是，校董會不會干涉我們的具體事務，比如學校打算發展哪個學科，這一定是學校自己說了算的。第二，預算的審核。雖然學校的錢是從UGC拿的，但我們要向校董會說明這筆錢會花在哪個方面，花多少。第三，學校的發展計劃。比如學生宿舍不夠用了，我們可以投資蓋宿舍，這就需要向校董會報告，他們通常也會說OK。校董會也不會具體告訴我們，你應該蓋這個還是建那個，因為具體的管理職責不是他們的。第四，人力資源政策。這個範疇比較大，不單指聘請校長、院長以及教授，還包括教授的薪酬制度、退休制度等。比如，科大現在的退休制度是教授65歲榮退，但是學校里如果有一些教授需要破例的話，是需要向校董會報告的。

在科大，學術與行政分得很清楚《21世紀》：科大校董會的董事，一般由什麼樣的人來擔任？

陳繁昌：我們校董會現在有二十多位成員，都是香港的知名人士，包括商界人士、政府公務員等。這些人大部分跟學校沒什麼關係，並不具備管理大學的經驗。他們的責任也不是告訴學校的管理者該如何去辦大學。校董會請我和我的同事來管理科大，是因為我們是大學裡面的人，懂得如何去管理學校，這樣就可以了。

《21世紀》：學校管理層與校董會之間，有沒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權力界限？兩者是否經常需要就某些問題進行溝通磨合？

陳繁昌：有一個書面的東西，但是在現實中還是存在不少的灰色地帶，需要雙方不斷去溝通。

你要知道，其實學校和校董會之間並不是一個單向度的結構，雙方要長時間的磨合。我如果有新的想法，就去跟校董會的會長溝通，從這個角度看，對於校長而言，溝通能力非常重要。

其實不僅僅是跟校董會，在香港當一個大學校長，你的溝通能力是非常重要，更多的角色是要面向社會做溝通。等會我接受完你採訪之後，就要趕到一家基金會，去跟他們談學校募款方面的事。

《21世紀》：另一個對大學內部治理結構而言很重要的問題，在科大內部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之間是如何協調的？

陳繁昌：我們這裡分得很清楚的，我們有管理方面的職位，比如校長、副校長以及各個學院的院長，都是行政方面的職位。我們還有一個學術方面的最高決策機構，叫做“教務委員會”，雖然我也是那個委員會的主席，但最終的決定權是由委員會做出的，不是我們學校管理方所能夠決定的。當然，管理方也可以提出一些意見。在科大，學術與行政是分得非常開的，對於教授而言，學術自由非常重要。此外，對於這群出色的學者，我們管理層也不需要告訴他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大學最難做的，是建立一個系統”

《21世紀》：近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推動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並為此提供了大量的金錢以及其他資源。但熟悉中國高校的人士多表示，目前內地高校距離所謂的“世界一流”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你跟內地大學有過接觸，在你看來，內地的大學若想真正成為“世界一流”，還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你有何建議？

陳繁昌：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我覺得現在內地大學的各種資源已經非常多，甚至可以說是太多了。內地的C9（注：C9是國內9所頂尖大學的簡稱，它們組成了中國內地大學最高級別的聯盟，包括北大、清華、複旦、中科大、南大、浙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工大）尤其是北大、清華，據我所知每年經費都很多，人才也很多，生源方面更是如此，這些都是內地大學好的方面。

不過，大學最難做的是建立一個系統，包括學校怎麼定位、如何聘請教授、教授的晉升機制、怎樣提升學校的科研能力、教育的理念等，一系列的因素構成了大學運作的系統，這個系統是最難學的，也是最難改變的。這裡有文化的因素，你需要改變你的文化和傳統，所以這個也是最困難的。大家都說美國大學辦得好，其實它也搞了很久的，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到的。我注意到內地大學已經做了一些改革，這些改革從大的方向來看是對的，你們要有信心繼續推進下去。

另外，還有一個建議，中國這麼大，所有大學要一下子來改是不現實的，可能需要幾個試點。深圳在做的南方科技大學，應該就是這樣一個試點吧。中國需要找到自己的方法來辦大學，試點做得好的話，內地其他高校都可以受益。

《21世紀》：你自己曾表示，過去20年香港科大的崛起是一個奇跡，而未來這樣一個奇跡還要延續。你覺得奇跡延續最大的挑戰在哪裡？在你的問題清單上，排序靠前的挑戰是什麼？

陳繁昌：科大未來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香港。因為香港這樣一個經濟體，並不是以科技為本的，沒有太多的科技型企業可以跟我們開展合作。不過，科大的畢業生可以跑到外邊去找工作，機會會非常多的。這也是香港很奇怪的一個地方，本身可能有很多限制，但不乏輻射能力，可以提供給你很多機會。科大現在有很多內地過來的學生，如果他們在這裡念書念得好的話，可以去國際上的一些著名大學繼續深造；如果內地有比較好的機會，他們也可以跑回去工作，因為這邊有一個比較好的就業網絡。所以，我常常說，學校要真正利用好香港“一國兩制”的優勢，而不是被它給綁住。

另外一個挑戰，就是科大跟內地開展合作，這對於科大未來的發展非常重要。目前，我們在南沙、深圳等地都有合作項目，不過因為科大是間比較小的學校，不可能在內地每個省都有合作項目。當然了，科大未來也必然面臨著與內地高校之間的競爭，現在內地大學有錢了，四處招聘優秀的教授，也會來挖我們科大的教授。不過，現在大部分沒有成功，只有一小部分教授會被北大、清華這樣的學校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