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讓我們回到今日演辭的主題──科技為主的研究型大學擔當的角色。作為香港唯一的科技大學校長，我確信科大應擔當獨特的角色。

首先，我們要培養新一代的創新能力。我們相信身體力行，實踐與解決難題是培育創新能力的最佳方法。我們讓學生修讀文化藝術、科學及人文學科等多元化科目，避免過早設專修科目，並且鼓勵學生從事原創研究。我們的本科生研究計劃一直大受歡迎，去年30位畢業生獲史丹福大學、麻省理工等世界一流學府的全額獎學金，直接入讀博士課程。學生在研究過程中體會在探索中學習，以全新的方式解決問題，不會只跟從既有的方案，同時發揮團隊精神，以及提高表達技巧等，並敢於挑戰傳統科學的根本假設。

科大亦擔當創造及傳授知識的角色。大學不是單向地向學生灌輸知識，而是要主動創造新知識，包括科技及商業兩個範疇。我們鼓勵各系教職員認真徵詢業界的意見。我們更在深圳及南沙建立基地，促進業界、學術界及研究機構三方面的合作。我們已準備就緒，與華為、葛蘭素史克、微軟亞洲研究院(MSRA)及華大基因(BGI)等規模龐大的機構建立研究夥伴關係。

大學是匯聚各種嶄新意念和前沿知識的地方，我們努力發揮專長，建立環球的創新網絡。我們提供培訓、顧問、技術轉移及企業增值等服務，科大創業中心集人才、意念及資金於一體，支持創業和分拆公司的成立。

其實，政府已採取一系列措施推動創新科技發展，包括成立創新科技署、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及香港科學園。然而我想對香港的科技發展提出一些建議。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香港政府必須要有清晰的指示。政府需要向大學、業界、廣大市民及學生表明，科技發展對於香港的未來至關重要。當局可增加研發開支的百分比；如果研發開支能增至與國家投放的2.2%相若，就能夠明確表示當局重視科研的立場。

政府的主導角色，是新加坡、台灣及韓國成功蛻變為知識型經濟的決定性因素。新加坡對研發投資給予優厚的稅務寬減，初期開支寬減達250%，其後開支寬減則達150%。一旦科技文化得以扎根，政府就可逐步淡出，讓業界接力。在科技發展的大趨勢下，我們再也不能安於所謂久經考驗的「積極不干預」經濟政策思維了。

其次，為了推動具體計劃，集思廣益，政府需要高調參與，並成立高層次的架構擔當領導角色，制訂長遠可持續的策略，提供充足財政預算，有效地協調有關科技創新的機構和部門。政府亦必須為新科技公司提供各種具吸引力的優惠政策，包括稅務寬免、專利法規、簡易的公司成立規則、撥出專用土地等，以吸引跨國公司在本港設立研發實驗室。目前亞太區內競爭尤為激烈，香港如果缺乏政策及優惠措施，將會削弱我們的競爭力。

第三，政府要領導我們與內地建立長遠的雙贏合作關係，善用國家的巨額科技投資、人才，和內地多不勝數的科技企業。

最後，我們還需要文化上的革新。香港經濟一直繫於地產及股票市場的起伏，追求即時及短期的回報。要培養對科技的興趣，就要革新文化──從家長、僱主、投資者以及政府領導，都要有所改觀。科技不一定「由其他地方研製」，香港人也可以發明或改造新技術，並且帶來經濟效益。我們需要建立一個重視創新、多於重視考試成績的新環境，也需要締造一個勇於嘗試、毋懼失敗的社會。

假如不能做到以上各項，我們就會在亞太區以至全球的科技競賽中被淘汰。難道我們真的甘心落後於韓國、新加坡40年嗎？我們真的甘心讓自身的科技水平落後於內地其他城市嗎？香港享有優越的條件，教鄰近地區和競爭對手欣羨不已，我們必須加以善用，創造未來。